上海改革開放40年|陳錦華: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





原標題:上海改革開放40年|陳錦華: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
【編者按】
2018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從負擔沉重的全國「後衛」,一躍變「前鋒」,做到大變樣。浦東開發的高樓大廈背後,陸家嘴、張江、金橋、外高橋開發的規劃政策背後,開發開放的高速進展背後,有著怎樣的大膽嘗試、奮力進取的故事。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上海改革開放40年」口述系列,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採訪了部分上海改革開放的政策制定者、執行者們講述上海改革開放那段激情澎湃的歷史。該文將收錄於即將出版的「上海改革開放40年口述」系列叢書中。
澎湃新聞 劉箏 圖
口述:陳錦華(曾任中央赴上海工作組成員、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兼市計委主任)
時間:2008年6月12日
採訪:徐建剛、 黃金平
整理:黃金平、 周敏
中央工作組在上海進行的「平反和落實政策」工作
1976年底,中央工作組對市組辦和區縣級的103個主管班子做認真的清查、考察和排隊,分管這項工作的主管有蘇振華、倪志福和彭沖。「文革」期間,「四人幫」出於改朝換代的陰謀,大肆迫害老幹部和知識分子,在上海迫害的老幹部總數達106264人,經過中央工作組一年多的工作,復查了91917人,占應復查幹部總數的86.5%。復查、解放高級知識分子不少於1400人,占應復查總數的96.5%。工作組的同志抱著認真負責、嚴肅的態度進行復查,進度也很快,這為上海今後的飛速發展奠定了基礎。至於為什麼還有極少數幹部沒有早日得到平反昭雪,主要是因為這些同志在歷史上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當時中央對這些歷史性問題都有明確規定。在中央未改變規定以前,地方黨委無權改變,以致有的幹部被「解放」得稍晚些,對待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放到歷史的環境中去看待。
上海文教領域的「平反和落實政策」情況
我是分管文教系統的平反和落實政策工作的。上海的文化藝術領域地位顯著,在全國影響很大,被稱作全國的「半壁江山」,尤其是電影、出版等方面。但上海文教領域在「文革」中受災是最嚴重的, 「四人幫」篡黨奪權,把握輿論陣地,由張春橋、姚文元直接操控著文教領域,是重災區。我認為對文教領域的問題是否處理好很重要,責任重大,一定要努力做好。我記得1976年11月,在上海展覽館的電影院,文教系統召開揭批大會,批判「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餘黨,徐景賢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有4個人坐在主席台上,巴金坐在我的旁邊。巴金對我講,10年前「文化大革命」開始鬧得最厲害的時候,大概是1966年12月,徐景賢他們在文化廣場開萬人造反批鬥大會,批鬥市委主管陳丕顯、曹荻秋等人,把我們這些人都作為牛鬼蛇神拉去批鬥。那是徐景賢怎麼也不會想到的,10年後他自己站在台上被批鬥。巴金說真是老天有眼,是報應。我對他說,我們老祖宗講過,多行不義必自斃,這些人做的壞事太多了。
我們很多人都受一些明星的影響,通過看他們的電影、戲劇等,對這些人都有好感。我看了不少材料,了解到「文化大革命」把這些人整得夠嗆,對他們很不公正,就我個人來說內心深處對他們是同情的,態度是積極的。舉個例子,可以說明我對他們的關心,想方設法給他們辦成事。有一天,導演張駿祥給我寫了封信,信上說家裡冬天太冷,愛人周小燕在家要彈琴,房間內溫度太低,她手指都撐不直,能否幫助請煤氣公司安裝一個取暖器,能讓小燕練琴。我看了信後馬上給他打了電話,說信我已經收到了,我什麼時候到你家來串串門。後來,我特意去了他們家,是穿著軍用棉大衣去的,這樣我和煤氣公司講就有根據,確實很冷。後來,這個問題得以解決。還有曹聚仁的女兒曹雷,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後來,曹雷在上海電影譯制廠工作,她喜歡寫作,「文革」中,參加過電影劇本《春苗》的寫作,後來,徐景賢直接拿去插手電影的修改和拍攝。因此,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有人批判她參與劇本寫作的問題。她當時可能說了一些不滿意的話,有些人就揪住他們的話反映到我這來,我說算了,沒什麼問題的。我從來沒有揪過任何人的小辮子,主張寬容,家和萬事興,不讚成無事生非,到處製造矛盾,這是我的思想,是我主管文教口沒有發生大的失誤的思想基礎。
一些著名人士的落實政策情況
我先談一下著名演員趙丹落實政策問題。有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大概是5點鐘的時候,我家當時住在康平路大院,我下班後拿了些文件回家。我家有兩個門,一個大門直接連著客廳,一個是廚房的門。我到家的時候,看到上海電影制片廠一位叫楊延晉的年輕導演,帶了個人站在我家廚房門口。我從大門進去,他從廚房的門把那個人領進來。我一看那個人,覺得很面熟,就是想不起來他的名字。我的小女兒陳悅剛上中學,她推了我一下說:「爸爸,這是趙丹。」我這才想起來,請他們到客廳坐下,問他們:「找我有事嗎?」趙丹跟我說:「對不起,休息天還來打攪你。」我說:「沒關係,有什麼事情啊?」他說:「是我自己的事,落實政策的事,想跟你談談。」我說:「行啊,不過今天恐怕不行了,我已經另外約了人要談事情,我們另外約時間好不好?」他說:「可以啊,我等你通知。」我根據日程安排,就和他約了下星期天再談。到了星期天下午,黃宗英陪著趙丹來到市委會客室。他開始講自己演過的電影的時候還比較冷靜,講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關在「牛棚」時遭受的種種折磨、批鬥就非常傷心,講著講著就站了起來,越說越激動,講到傷心的時候聲淚俱下,大聲嚎啕。黃宗英在一旁拽他,說:「你這個人怎麼這個樣子,不是跟你說好的嘛,你好好講嘛,你這樣講陳市長怎麼聽呀。」 我當時一面聽,一面也深受感染。這些人在社會上名氣很大,廣受歡迎,為什麼回到本單位就要經受這樣的命運呢?!我對黃宗英說:「沒關係,沒關係,這麼多年他受了很多委屈,我能理解。現在不到市委來講,他能到哪裡去講呀!」 聽了我的這些話,趙丹更激動了,哭得更厲害了,跟個孩子一樣。他說:「這樣的話我已經多少年沒聽到了。」我說:「你今天說的事情我都清楚了,我會抓緊落實這件事,有什麼問題的話我找你。你還有什麼事情沒講完的,還可以再找我。」趙丹聽後,對我說:「好的,謝謝你陳市長。」黃宗英也對我表示感謝,他們高高興興地走了。第二天,我就把市電影局的黨委書記戴星明找來,跟他談趙丹找我的情況。我對他說:「趙丹來找我了,他曾經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關押過,後來都搞清楚了,那些什麼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也應該搞清楚了,趙丹這個人在全國影響很大,你們抓緊一點早點落實政策,影響也好。」 戴星明同意我的意見,他說:「我們抓緊做。」 不久,市委很快就分批討論了。在市委會議上我講:「趙丹找過我,我認為新疆的問題早有結論,其他那些問題不應該算什麼問題。」給趙丹落實政策的事情,市委很快就討論通過了,大概也就是十天半個月的事情,時間不是很長。
平反後的趙丹(左一)與白楊(右一)、秦怡(左二)在一起。
第二個例子是李玉茹的問題,也是有代表性的。她給我寫過信,申訴平反和落實政策。當時我們的工作地點在衡山賓館,李玉茹來了,我和中央工作組分管文化局的同志一起與她會談,她說:「能不能請主管多關心我,早點解決我的問題,讓我回到劇場演戲。」因為我不太了解具體情況,就找了市文化局黨委書記李太成,我說:「李玉茹找我了,能不能早點給她落實政策,讓她演戲嘛。」李太成表態謹慎,說群眾反映很多,你可以先看看材料和檔案。我把檔案調來,檔案中都是些「文革」中李玉茹寫的材料和審訊筆錄,也有些檢舉揭發材料。我沒細看,大概翻了翻,便給了我們中央工作組聯繫文化局的同志仔細看看。我問:「這裡面有沒有‘三反’(即當時的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東西?」他說沒有,主要是議論江青,說江青不懂戲,樣板戲也不怎麼樣。材料裡還講李玉茹解放前曾經給杜月笙、黃金榮等人唱堂會等等。我說,她在舊社會也是沒辦法,要依靠這些人保護生存。不給他們演戲她能在江湖上混嗎?她在上海這樣的大碼頭能站得住嗎?!要歷史地看這些事,這些都不該成為問題。我對李太成說:「我問過工作組的同志,沒有‘三反’的問題。」他說:「好,我們抓緊時間做。」後來,李玉茹也很快解放了,並寫信給我表示感謝。我是1983年回到北京工作的,北京有個首都企業家俱樂部,我是俱樂部的理事長。1986年春節,俱樂部在北京飯店舉辦新年聯歡會,在結束前,我提前離開,剛走到門口,李玉茹扶著曹禺進來了,李玉茹介紹說,「這就是我常對你講的陳錦華同志。」曹禺說:「真是謝謝你啊,玉茹老說起你好,我們聽說今天晚上你要來,法國大使館招待我們,我們沒等結束就趕來,就是想見見你。」我說:「太客氣了!玉茹很好,這麼多年受了不少委屈,仍一直很好,我們的工作做得晚了。」我們還一起合影留念。
最後談一下榮毅仁落實政策的問題。榮毅仁1958年調到紡織工業部當副部長,我是紡織工業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他有東西要查、要寫、要改,也常找我。由於上海在經歷「三反」、「五反」以後,上海一些人的思想也很左,榮毅仁在上海的處境很難,周總理為了保護他,特地把他調到北京。當時周總理說:「榮毅仁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是中國工商界的旗幟,要保護好這樣的旗幟。」這是周總理的一番用心,也是體現了毛主席、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政策。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見外地紅衛兵以後,北京的紅衛兵運動就如火如荼,以更大的規模、更大的聲勢沖向社會,沖向各界的一些名人家裡。榮毅仁當時住在北太平莊,他的女兒在北師大女附中上學,有些同學早就知道榮毅仁的住處。
8月20日,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湧到榮毅仁家裡,都是些女孩子,當中還混進了一些社會上的來歷不明的人,在榮毅仁家裡大肆打砸,榮毅仁的夫人楊鑒清也被打傷,她女兒就給紡織部打電話。正好那天是機關發薪水的日子,榮毅仁的司機鄭耀辰送薪水去時發現情況後向部裡作了報告。當時,我是紡織部機關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就馬上向部黨組書記錢之光報告了這件事。錢老說:「趕緊給周總理寫個報告,用特急件送到總理辦公室去。」我給周總理寫了報告之後,又給李富春辦公室打了電話。李富春當時是管工交各部運動的,他就說是不是你們想辦法把他們送到醫院去,在醫院保護起來。當時我們的副部長張琴秋,是衛生部蘇井觀副部長的夫人,跟北京醫院很熟悉,她給北京醫院的院長打電話講了這些情況,院長講:「大姐,不行哪,我們這裡已樓上樓下鬥開了,都鬥了好幾批了。送到我們這個地方,不一樣挨鬥嗎?」於是我們在下午又趕緊再給周總理值班室打電話,但一直沒有回音。到了凌晨1點多鐘,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打電話找錢之光,說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要錢之光趕緊去一下。錢之光已經吃了安眠藥準備休息,但還是馬上去了。到了那裡,周總理問榮毅仁的事情是怎麼回事?錢之光就匯報了榮毅仁家裡被砸、夫婦被打的情況。周總理說:「這事情你怎麼不報告?」錢之光回答說:「我們寫了報告了呀。」周總理說:「現在都什麼時候了,你還寫報告,要打電話嘛。現在我們只能管兩個人了,一個是宋慶齡,一個是郭沫若。其他人你們自己想辦法。榮毅仁,你們一定要保護好,他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國際國內都有影響,一定要保護好。」這就是交代了。
凌晨2點多鐘,錢之光一回來就找我們商量,說周總理指示我們要保護榮毅仁,我們得想辦法,不能讓榮毅仁在安全上出問題。當時,社會上已經開始興起「紅對紅」,就是以機關的紅衛兵對付外地、外單位的紅衛兵。我們把部機關的紅衛兵頭頭找來,要部機關的紅衛兵連夜開到榮毅仁家裡去。大概有10個人左右。他們到達榮毅仁家裡的時候,看到那些學校的女紅衛兵東倒西歪地躺在客廳裡。部機關紅衛兵的頭頭找到她們的頭頭,跟她講:「我們是紡織工業部機關的紅衛兵,榮毅仁是紡織工業部的副部長,是大資產階級,要對他進行批鬥,讓他老實交代罪行,請你們把他交給我們。」開始這些女學生不同意,但畢竟她們年輕,還是比較容易說服的,最後說:「可以,但我們要提些條件。要他老實交代罪行,要他勞力,打掃衛生,只能喝自來水,吃窩窩頭、鹹菜,不許貪圖享受。」部機關的紅衛兵都統統答應,才把那些女紅衛兵們打發走。她們一走,榮毅仁就提出要把他的夫人楊鑒清趕緊送到醫院治療。可是送到哪個醫院都不收,都不敢給她治病。部機關的紅衛兵頭頭很機靈,就把她送到積水潭醫院,說這個人是重要的人證,不能讓她死掉,你們一定要想辦法給她治療。醫院一聽是重要的人證,就趕緊給她醫治,這樣楊鑒清就得到了救治。
到了月底,榮毅仁來找我談話,穿著灰布滌卡的中山裝,抽著牡丹牌不帶過濾嘴的香煙,他跟我說,他的學習關係在全國工商聯,那裡受到紅衛兵的衝擊很厲害,希望能到部機關來學習。我說:「部裡定不了,要和統戰部商量一下。」後來我給統戰部打了電話,他們說這不是榮毅仁一個人有這種情況,不能破這個例,要他繼續到全國工商聯參加運動。我對榮毅仁說:「你還是到工商聯學習吧,工商聯離紡織部很近,有事可以隨時找我。」我還說了些安慰他的話。到了國慶前夕,榮毅仁給我打電話說:「我收到國慶的請帖,參加宴會和天安門觀禮,你看怎樣啊?」我說:「那好啊,當然要去啊。」他說:「那我怎麼去啊?」我說:「我讓司機鄭耀辰來接你。」從這件事以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聯繫了。
到了1977年,中央工作組和上海市委決定對「文革」期間受衝擊的資本家進行退賠。那時候上海資本家很集中,全市要退賠30個億,這在當時可不是小數目。當時市委研究以後決定給中央寫報告,明確表示要如數照退。中央很快批復同意了。上海退賠的最大的對象就是榮毅仁。他認為這件事情政府做得很對,辦得很好。為了擴大政府落實政策在國際上和國內的影響,他帶頭到上海來領這筆錢。當時,他帶著夫人楊鑒清來,這筆錢的具體金額我記不清了,大概是幾十萬元吧,數目不小。他一到上海,我就知道了。他拿到錢要回北京前,我準備請他吃頓飯,並告訴了彭沖,彭沖說他也參加。我同他已十多年未見了,吃飯時我把當時周總理關心榮毅仁夫婦的情況,以及部機關採取的措施都給榮毅仁講了。他說:「我對這件事知道些,詳細情況並不了解,更不知道周總理對他的關心情況。你今天講了以後我才完全明白。」他站起來給我敬酒,表示感謝。我說:「不敢當,主要是周總理的交代和指示。」他說:「是,沒有周總理,就沒有我的今天。」榮毅仁說得很動感情。這件事榮毅仁一直放在心裡,念念不忘,他只要知道我到北京開會,總要請我吃飯。榮毅仁是5月1日生日,有一次他正好在五一節前到上海,我也正巧在上海,就要上海市接待辦代我送1只大花籃和蛋糕給他祝壽。他收到了生日禮物後很高興,一定要請我們夫婦到他家吃飯,同他全家一起聚會祝壽。我們應邀去了。
在榮毅仁90歲誕辰時,紡織部的幾位老人寫了篇文章紀念他,我重新修改了請《人民日報》發表,《人民日報》將這篇文章放在重要的位置刊登。楊鑒清看了非常滿意,認為能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榮毅仁的文章是件大事,是代表黨的態度,她特意關照榮智健給我寫信表示感謝。事後我想,毛主席講過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這句話今天看來仍然適用,應當有人做這些事,不要人一走茶就涼。我甚至想,紀念榮毅仁90誕辰的文章,如果我們這些熟悉的人不寫,很可能就沒有人寫了,而寫了總是能起好作用、好影響的。
【口述人簡介】
陳錦華,1929年7月生,2016年7月辭世。曾任紡織工業部辦公廳研究室副主任、輕工業部計劃組責人等職。1976年至1977年任中央赴上海工作組成員。1977年至1983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兼市計委主任。1998年至2003年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