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社會︱從費孝通看社會學中國化





原標題:街角社會︱從費孝通看社會學中國化
進入社會學
費孝通的名字源於父親費璞安的經歷,留學日本後,費璞安應張謇邀請任教中國第一個師范學堂:通州民立師范。於是在清王朝最後一年(1910年),第五個孩子出生時,授以「孝」(世交張謇的孩子「孝」字輩)和「通」(通州)字作紀念。
但費孝通對自己為何姓「費」更感興趣。
為了不受欺負,從小體弱多病的費孝通被母親送到蘇州女校中學讀書。在女校,女同學們只叫他「小廢物」。下學了,費孝通拉著母親不依不饒地問,為什麼自己姓費(廢)。
1930年,因參與學生運動費孝通被勒令從東吳大學轉學,而後他北上來到燕京大學。未名湖畔招生納新時,社會學系主任楊開道對他說:「社會學能解決你為什麼姓費的問題。」16年後,已是西南聯大社會學教授的費孝通寫出《生育制度》,說起原因,還是想知道自己為何姓費,而不姓寶,這樣就能「變廢為寶」。
進入燕大社會學系後,費孝通在他那往後可觀的學譜上寫下第一筆。展開這張學譜,縱向看,串聯起中國社會學早期的變遷史;橫裡看,共事者是成就他學術生涯中繞不開的名字。
如果沒有吳文藻,中國社會學的發展也許是另一番模樣。1929年,吳文藻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來,在一片移植西學的教育環境下,提出「社會學中國化」。
街角社會︱從費孝通看社會學中國化青年冰心和吳文藻。
1933年,吳文藻邀請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來燕京講學。在比較研究了西方各類社會學、人類學派後,吳文藻最終選擇美國芝加哥學派的人文區位理論和英國功能學派的理論,作為中國社會學的理論框架。
帕克交給了中國學子一把鑰匙——「社區研究」(community study)。借鑒了人類學實地調查的方法,帕克提倡社會學應理論聯繫實際。推開門,象牙塔裡的人總算見到了活生生的北平市井生活。在天橋的貧民窟,八大胡同的紅燈區,北平的監獄裡……年輕的中國社會學者們踏出一條社會學中國化的前奏來,「社區研究」的研究方法如曲譜在中國逐漸被奏響。
一同名聲漸起的還有這批年輕的社會學者們,這是吳文藻另外一個偉大的貢獻,培養出一批年輕的學科人才。夫人冰心戲稱他們「吳門四犬」–林耀華、瞿同祖、黃迪、費孝通–1910年出生,屬狗,是吳文藻最有名的四個學生。
最初,抱著解決中國社會問題踏入燕大的費孝通時常迷茫,因為課堂上接觸不到與中國有關的的理論案例,直至遇到吳文藻,兩人一見如故。燕京三年,費孝通讀完了吳文藻書架上的書。最後,費孝通的學士論文《親迎婚俗之研究》的指導老師包括吳文藻、顧頡剛、潘光旦、王佩錚、帕克和史祿國,師資陣營何等豪華。
1933年,費孝通燕大畢業,在吳文藻的推薦下,他來到隔壁的清華園,成為俄國人類學家史祿國在清華唯一的研究生。
是十月革命令23歲的費孝通遇見流亡中國的46歲的史祿國–26歲獲院士頭銜,名字卻被寫在「反動學術權威」一類——回不了家鄉的學者對自己的身世始終守口如瓶,卻也不可避免地給學生留下了一張如臨大敵的緊張表情–在史祿國清華家中,門口突然就出現了幾名外國人。後來朋友告訴費孝通,「蘇聯的克格勃(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無孔不入的」。
史祿國不曾系統講課,示範了怎麼操作人體測量的儀器,丟下幾本書給學生自讀,便自己埋頭於書齋工作。不過,他也給了費孝通一把鑰匙–碧瓦紅牆裡足供20餘人使用的實驗室,費孝通獨自享用了兩年。
在費孝通埋頭苦學的座位旁邊,還站著一個人體骷髏。但令費孝通害怕的是,見到史祿國在自己統計紙上寫下「重做」兩個字。費孝通沒聽懂「胚胎學」和「發生學」這兩門課,「現在看來是生物工程」。
1935年,史祿國離開清華,費孝通碩士畢業後用了庚子賠款的錢公派留英。費孝通說:「史祿國在國際上有地位的,他的學生出去,不能給他出洋相的。」 那一年,史祿國遞給費孝通兩雙防蚊蟲的美國大皮靴,要求費孝通在國內將論文的資料收集好。費孝通攜新婚妻子王同惠(費孝通燕大的師妹,吳文藻評價「思想超越,為學勤奮,而且在語言上又有絕特的天才」)來到了蚊蟲猖狂的廣西瑤山。
街角社會︱從費孝通看社會學中國化費孝通和王同惠。
在瑤山,費孝通第一次經歷死亡。他不幸落入當地土著為防禦野獸的老虎陷阱。王同惠救不出他,跑去找當地人求助。幸而穿著史祿國送的皮靴,費孝通掙扎出來,渾身是血地爬了一夜獲救。但王同惠不見了。瑤族的巫師說,在水裡。七天後,屍體在山澗找到。
學者謝志浩評價這段悲劇,認為這暗示著中國人類學上著名的出師未捷身先死。
同年,吳文藻邀請人類學結構-功能派代表人物德克裡夫·布朗到燕京演講,布朗把中國社會學的調查研究帶向了農村——「在中國研究,最適宜於開始的單位是鄉村,因為大部分的中國人都住在鄉村裡;而且鄉村是足夠小的社區。」
而在廣西的費孝通扶棺離開了傷心之地,回到蘇州養病。去英國前,他拄著拐杖在姐姐費達生辦繅絲廠的開弦弓村進行調查。傳統的祖母塞他一包鄉土,叮囑他要是想家了,就沖著喝。
在潮濕的倫敦,導師馬林諾斯基每周五下午的Seminar是學界有名的沙龍活動。馬氏體弱,怕感冒不許開窗,又是個大煙鬥,討論在煙霧繚繞、口音各異的你來我往中進行。起初,費孝通什麼也聽不懂,躲在角落和同學一起「噴煙」,但時間久了,倒也被馬氏的煙鬥「熏陶」出一些觀點,帶著蘇州口音加入了研討。
馬氏與費孝通關係親密,是費孝通「熱愛你的叔叔」,他安排費孝通住在一位「一戰」的軍官寡婦家,與寡婦一道喝茶,一道吃飯,要他聞一聞英國上層的味道。在倫敦,費孝通對人類學和殖民地問題頗感興趣,除了馬氏,他同時吸收了弗思(Raymond Firth)、理查茲(Audrey Rids)、東尼(R.H. Tawney)、拉斯基(Laski·Harold Joseph)和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人的學術思想。
此時的人類學也正發生著變化,從研究原始民族到發達民族–這和費孝通來英之前的兩次田野調查正好吻合。臨近畢業,費孝通拿出瑤山的研究,馬林諾斯基搖頭,拿出開弦弓村的調查,馬氏點了頭。
《江村經濟》如此誕生。馬林諾斯基盛讚:在熟人社會,看出中國文化的最基本的格局和生態,是非常了不起的。此書在歐美國家多次再版,至今是倫敦政經的必讀書目。
其傳記作者戴維·阿古什在《費孝通傳》中曾指出年輕時的費孝通:「概括的缺點產生於他致力於實地調查而輕視圖書館工作,他不使用像地方志等歷史材料……總的看來,他幾乎完全以他的實地調查和觀察為基礎,而以他在雲南時的學生們的研究作為補充。」
但必須承認的是,費孝通在把人類學的實地調查技術應用到研究複雜的社會方面是先驅者。二戰前,用人類學研究複雜社會的社區幾乎沒有,費孝通1939年的《江村經濟》則是比較早的一本書,更早的一本是1925年,美國社會家庫爾普寫的《華南農村生活》。
魁閣時代
雲南呈貢縣古城村南門外上的魁星閣舊得搖搖欲墜。風一吹,松動的木板晃動撞擊,擠在一起睡覺的研究員被驚醒,油燈已經滅了,三個書架和裝資料的箱子矗立在黑暗中。而擺放在頂樓的魁星老爺永遠目光如炬,一腳向後翹起一腳獨立,一手捧鬥一手紙筆,挨著這神像的是費孝通的書桌,這個三丈大的鬥室,來三個客人就轉不過身。
倫敦歸來後,費孝通跟隨吳文藻來到在昆明燕京大學與雲南大學合作的「實地調查工作站」。1940年,昆明遭到頻繁轟炸,吳文藻去了重慶,工作站遷至魁閣,由費孝通接管,主要成員包括陶雲逵、許烺光、田汝康、張之毅、史國衡、谷苞、胡慶鈞、瞿同祖、張宗穎、王康等。
相比破舊的魁星閣,研究員們的研究活力顯得過於旺盛。張之毅的夫人劉碧瑩看到,「那時候,他們這幫人幹事業不要命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題,分頭去選定社區實地調查,回來後就開始爭論,誰也不讓著誰,盡力地引申發揮觀點。陶雲逵曾說:「我們不是沒有痛快的時候,可是我實在喜歡這種討論會。」
魁星點狀元,是中國舊日科場士子獲取功名的寄托和理想。而在中國社會學,魁閣採取理論和實際結合的「磁場型」學術小群體,是一個符號化的存在,被後人稱為「魁閣時代」。英國人類學家莫裡斯·弗裡德曼曾說:「可以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在北美和西歐之外,中國是世界上社會學蓬勃發展的地方,至少從這些知識分子的水平方面看是如此。」其中,費孝通功不可沒。
街角社會︱從費孝通看社會學中國化費孝通在魁閣
費正清說費孝通: 「他似乎有把朝氣蓬勃的青年吸引到他周圍的天才能力。」1943年,費孝通將自己與張之毅合著的《雲南三村》譯成 英文Earthbound China,史國衡的《昆廠勞工》譯成英文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在美國出版。「對於當時只有三十出頭的費孝通來說,沒有很高的境界和寬廣的胸懷,是做不到的,這種精神一直在影響著魁閣成員。」學者謝泳曾評價。
魁閣也正好形成了當時中國社會學的梯隊——以吳文藻(還有潘光旦、楊開道、陳達、李景漢)等為代表的五十歲左右的第一代社會學學者;以費孝通、許火良光等為代表的三十歲左右的第二代學者;第三代學者張子毅、胡慶鈞則在二十多歲。
抗戰勝利後,魁閣解體。
重建社會學
時間來到1980年。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費孝通和副所長王康在宣講社會學的途中,一出場,就舉起鄧小平的「補課」和「喬木同志講話」的本子,來消除聽眾對原本被批臭了的社會學的恐懼–1952年,以蘇聯模式的大學院系調整開始,社會學被劃為資產階級學科,遭到「滅門之災」。
費孝通曾當面向毛澤東苦苦哀求保留社會學,也寫過多篇為社會學正名的文章,沒能奏效,反而成為「反右」運動中復辟資本主義學科的證據。1952年後,費孝通中斷學術研究,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文革」時期遭受輪番批判與勞作,直至改革開放得以正名。
1980年代,70多歲的費孝通主持恢復社會學工作,消失了近三十年的社會學系得以復活。此外,費孝通為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培養出了一批社會學的教育人才和研究骨幹。
從1980年開始,費孝通開設暑期講習班。拿著名的南開班舉例,第一屆班裡產出的是北京大學教授王思斌、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宋林飛、史丹佛大學社會學教授周雪光、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教授兼西安交大文學院院長邊燕傑……
街角社會︱從費孝通看社會學中國化周世康(右)與宋林飛(左)、夏文信(中)在南開大學校門口。
而今,費孝通仍然是中國最有名的社會學家。2005年,95歲的費孝通因病離世。但關於費孝通的各種形式的生辰逝世紀念活動,作品紀念活動,學術研討只增不減,也許存在費孝通門下弟子的一再構建的成分,但幾乎沒有人會否認費孝通在中國社會學界的作用。
街角社會︱從費孝通看社會學中國化1991年,費孝通到民盟中央對口扶貧縣河北省廣宗縣考察時,與正在編制竹簾的女童交談。
匆匆略過費孝通學術的一生:青年時的費孝通「創造性頭腦、熱情、好激動」(費正清語)。甚至聰明到自負,1944年,在給費正清夫人的信中,費孝通說,林耀華已經沒有資格和他競爭,甚至前輩裡的陳達,「我必須創造出自己的對手」。
直到晚年,當費孝通讀起錢穆等史學家的書,才遺憾地意識到自己在國學、史學上的缺課,開始向現代的學子一遍遍喊話,要看到歷史的重要性。但早在40年代,他的良師益友潘光旦就為他做出了榜樣。費孝通與潘光旦私交很好,做了近20年的鄰居,費孝通常常懶於查書,就跑去隔壁找潘光旦。潘光旦去世後,費孝通「竟時時感到丟了拐杖似地寸步難行」。
這時的費孝通是無比謙遜的,反思又自我批評:「史祿國的思想,含義很深,我沒有搞清楚;潘光旦的新儒學見解,我也沒有好好學會。其他如帕克和馬林諾斯基,我只是掠了皮毛。不求甚解是我的大毛病。」
在今天,費孝通仍然在哺育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社會學人,甚至更多人。
1998級北京大學法學系的第一本讀物是《鄉土中國》,2018年6月,第五屆費孝通學術思想研討會上,復旦大學教授張樂天發激動地說:「我學哲學出身,但我悄悄地把費孝通當做老師!」